在中国哲学的历史脉络中，体现感性欲求的命，常被视为在外者或在天者，与之相关的命非人所能左右。

缪公亟见于子思，曰：‘古千乘之国以友士，何如?子思不悦，曰：‘古之人有言曰：事之云乎?岂曰：友之云乎?子思之不悦也，岂不曰：‘以位，则子，君也。（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）圣包含智在内，而智并非究极理想的人格。

思孟以圣人闻而独知契会天道，凸显了道的根源性和超越性的意义。孔子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（《礼记·中庸》），又自称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好古敏以求之者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。可见，孔子终生求道，以达道为其最高的目标。不过，先知巫觋式地对越神灵上帝，缺乏自身公共性和客观化的环节，易陷于偶发性的出神状态与纯粹内在性的神秘境域，而趋于非理性的狂热，甚至导致邪教的产生。司马迁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，孟子亦以私淑诸人的孔子之徒自许，可见其学行与孔、曾、思的内在关联性。

3 释文据李零：《郭店楚简校读记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79页。孟子继孔子集圣学为一体之学统建构，不仅是学的接续，更是一种道义的担当。明明德是把德中明的部分弘扬扩充起来，所以这句话暗含着德中也有不明不善的东西。

著有《寂寞圣哲》《论语新读》《天纵圣贤》《说孔子》等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而且，孔子给我们的人生依据，是自我的道、德、仁、艺，并没有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，屈从和依赖于世俗权力。这就是苗而秀，秀而实。

这个说得更大了，是把格物致知的知由良知扩充到知识了。知天，认知天命的存在，认知我们每个人天赋的使命。

第二层，由尽其心进入存其心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是故知命者，不立乎岩墙之下。所以，知性就是明性，明心而后见性，见出性之善者、明者。

它没有宗教信仰的神秘，却有安身立命的自觉自尊，并且特别有诗意。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孔子的这十二个字，就是我们中国人自有的信仰体系，是我们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依据。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，致知在格物。这个知，不仅是认知，更是认同。

人生不就追求一个立字吗？ 四 上述四个关键词：心、性、天、命——是我们的信仰，是我们的自由，也是我们生命的圆融。我们的自由——中华文化给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信仰，让我们可以不依靠宗教之神的外在的拯救，尽己心，存己心，知己性，养己性，知己天，事己天。

所以这个命，既是我们自身的命，是我们的本体，又是我们的功能。我明了自家的心了，知了自家的性了，事了自家的天了。

怎么信自己？尽心、知性、知天，存心、养性、事天。怎么事？孟子讲：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也。人在这个世上，总有使命。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，就是说，人性中有非人也的东西。进入专题： 孟子 心性论 。若只说明德，则是把人德发扬出来就行了。

孔子说：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（《四书集注》） 人生在世，无论长寿还是短命，无论外在的境遇如何变化，始终保持自己的心性不变。

虽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没有至高无上的神，没有神作为人的精神支柱，但中国人内心也有自己非常强烈的主体意识。《大学》讲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为什么是明明德而不是明德？因为德中也有不明的东西、不善的东西。

同样，人心之大，犹如宇宙，尽心也是一个极限境界，人的一生穷尽努力，也永无止境。恰恰相反，至少在元代之前，中国成了四方仰慕的礼仪之邦，国人生活中的文化与文明，是彬彬之盛。

从本体讲，我们自己的命，我们必欲使之圆满。中华文化的核心是自由。如此，则尽心也是尽人（他人）之性，尽物（万物）之性，盖因万物之理皆备于吾心。所以，心、性和天这三个字，实际上是统一的，是一个道理，只是我们进入的时候，有一个次序，先从心进去，再了解性，最后知道：心如此，性如此，那么天赋予我们如此的心，天赋予我们如此的性，就是天赋予我们承担如此的命。

一个是天赋予我人的命，天命。心即性，性即天，天即命，它们是可以互训的。

没有烦恼，怎么有菩提？没有烦恼，如何修养？有闲有钱，喝茶焚香，不是修身养性。（本文根据作者在花时间读书社讲《孟子》的录音整理而成） 鲍鹏山，上海开放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。

然舍生取义桎梏死者，恰是正命。就是达则兼善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

孟子说：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（《尚书·大禹谟》），了解内心中的善，发见内心中的幽微之处，便是尽其心。我们生命的圆融——心、性、天、命，它是一个圆形的结构，而不是线性结构。身、家、乡、邦、天下，都是修道之场所而已，不是修道的目的，而是修道的场所和路径。

赋予我们心、赋予我们性，就是赋予我们命。顺受其正就是顺受其命，知道自己命该如此，知其不可而为之，就是顺受其命。

心里总是怀着礼义的念头，居仁由义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。

人心有无限的空间有待探索。尽其心，然后能知其性。